露娜·孙

姚洋是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前院长。他以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经济学的大胆评论和建议而闻名。在本次采访中，他剖析了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持续的贸易战，并深入探讨了产能过剩、技术创新以及中国面临的其他经济困境。

您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的现状和前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协议条款可能包含哪些内容？

美国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贸易战不可持续。就连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这些极端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禁运。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后果：第一季度经济数据疲软、投资减少以及美元不稳定。所有这些都向华盛顿发出信号：单靠关税并非真正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政府也明确表明了立场：如果美国想打，我们就回应；如果他们想谈，我们准备认真谈判。对抗的意义不在于对抗本身，而在于最终回到谈判桌前。双方都意识到这条路对双方都有利，所以我相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高。

超过100%的关税基本上意味着没有生意可做。现实的第一步是双方各自退一步。降到最初34%的关税水平似乎完全有可能。

在任何谈判中，美国可能还会提出其他一些要求。例如，他们可能会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农产品、能源，甚至是之前订购但从未交付的波音飞机。

芬太尼类物质的管制很可能也会被列入名单，尽管这只是一个借口，因为美国和中国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已经就此问题达成协议，而且中国也已经在对芬太尼类物质进行管控。

他们还可以推动扩大市场准入，特别是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

另一个潜在需求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必须成立合资企业或分享技术，即“自带饭吃，到我们这里来吃”。

如果他成功了，美国人会认为这是一次胜利：“看！中国人带着他们的资金和技术来了，而我们却得到了一半！”

他或许还会要求中国允许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是像埃隆·马斯克的X这样的平台，在中国自由运营。但问题是：中国是开放的。唯一的要求是监管监督，这与欧洲一样。欧洲国家也不会允许任何内容不受限制地发布到网上。问题在于，像谷歌和X这样的公司不一定愿意遵守这些规定；这是他们的事。

然后是货币问题。美国可能会向中国施压，让人民币升值。目前，美元兑大多数货币都在贬值，但兑人民币贬值幅度不大。

就中方而言，我们可能会要求美国投资审查程序更加透明。至少，他们应该发布一份负面清单，明确中国企业可以和不可以投资的领域。这应该是双向的——美国在华投资也需要遵循一份清晰、明确的负面清单。目前以国家安全为名的过度扩张正在吓跑美国企业。

我们还可能会要求美国调整其芯片控制——不是完全取消，而是修改限制，特别是对人工智能芯片的限制。

至于资金需求，美国也可能要求中国购买长期美国国债。

这不仅仅是谈判，而是合作。如果是合作，就必须看起来像合作。你们不能一边要求中国帮助你们，一边却不断打压我们。

达成协议并非易事。美国方面希望中国企业投资，帮助其实现再工业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迫切希望解决自身的财政困境。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实际上拥有更大的筹码——美国目前正在应对更多问题，尤其是在国内财政方面。特朗普面临着兑现承诺的真正压力，这不仅是因为过去的承诺，还因为明年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这种压力可能会让他对中国的态度比对日本更加灵活。

特朗普难以预测的做法实际上可能给中国带来机会

中国可能会同意什么？

我认为投资可能对我们有利。特朗普可能会坚持合资企业，但我们需要稍微转变一下思维方式——如果美国要求合资企业，而我们却与他们分享技术，那基本上就等于承认他们落后，而中国领先。那么，当然可以，我们来做合资企业吧。

特朗普难以预测的做法实际上可能给中国带来机遇。如果他打开了投资大门，为什么不抓住呢？我们可以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我们本来就打算购买，现在我们可以把部分采购转移到其他国家，增加从美国购买的量。石油和天然气也是如此；这可能是我们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的一种方式。

贸易战将如何影响今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比如国内需求保持不变，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也保持稳定——我估计贸易战可能会导致中国GDP增速下降约2个百分点。但如果关税降至34%，影响就会小得多——可能只有0.5到0.6个百分点。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策略如何演变？

如今，真正掌控关税政策的是特朗普政府中较为理性的人物之一贝森特。他一直在发声，而商务部长甚至特朗普本人都保持沉默。

他的领导标志着政府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我不认为特朗普有什么宏大的战略。很多中国人认为他有一个宏大的、深思熟虑的计划。但我不这么认为。特朗普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深奥。他只是冲动行事——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又做那个。他攻击乌克兰是因为他想获得诺贝尔奖。后来，当这事没成的时候，他又转向伊朗。接下来，如果他再次开始与朝鲜打交道，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他只是想达成一些看起来像是重大世界和平倡议的事情，这样他就能获得诺贝尔奖了。

人们说关税是为了复苏美国产业，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2018年没能奏效呢？他已经试过了，但什么也没改变。事实上，他甚至还撤销了《芯片与科学法案》，所以他并不是真的在试图让美国重新工业化。

特朗普承诺将美国制造业从中国带回美国，但他的关税会奏效吗？

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产能过剩。尽管中国否认了这些说法，但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提到要遏制“内耗”，而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拥抱这种趋势。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从国内角度来看，中国产能过剩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一个科学问题，这正是我们讨论“反过密化”的原因——产能过剩是导致过密化的根本原因。

话虽如此，我不同意（前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关于这完全是中国政府政策造成的断言；这并不准确。中国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过剩——体系中的货币实在太多了。我们的储蓄率极高，所有这些资金都需要一个出口。

即使是个人家庭也有很多钱。看看储蓄数据——去年，家庭储蓄增加了14.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97万亿美元），前年则增加了16.6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问题不在于人们没有钱，而在于他们不想花。

那么，当这么多资金在寻找投资机会时，会发生什么呢？即使某个项目的回报不高，人们仍然会投资。这就是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

不过，从全球来看，中国的产能并不过剩，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太阳能和风电等行业。

如果你想想未来10到20年人类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气候变化——中国的产能可能甚至不够用。这样看来，即使中国目前正在补贴这些行业，实际上也是在补贴全世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产能过剩，而在于我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分配这些产能。

美国一直在谈论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中国则在谈论如何减少过度竞争。如果我们能将部分产能转移到美国，那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中国的产业政策对全球供应链调整有重大影响。您认为是否存在政府干预过度的情况？

我认为政府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中国政府深度参与经济管理。在很多方面，地方政府的运作方式几乎与企业一样，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政府干预没有作用，但从更大范围来看，私营部门仍然是主导力量。

以电动汽车行业为例，该行业主要由私营企业推动，但政府也提供了补贴。

有趣的是，价格战是在政府补贴逐步取消后才开始的。看看时间线：从2018年到2022年，补贴迅速减少到几乎为零。但激烈的价格战始于2023年和2024年，尤其是在去年。

补贴期间，企业并没有打激烈的价格战。但补贴结束后，竞争加剧，一些企业看到了占领市场、淘汰竞争对手的机会。

有些公司纯粹追求规模——他们不只是想要盈利，他们更想成为最大的。他们愿意降价，因为他们拥有成本优势，而且仍然可以赚钱。他们的目标是击败竞争对手。

您曾说过，中国就像过去的日本一样，需要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国”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然而，随着中国产业向海外转移，它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限制和压力。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的角色？

中国工业海外扩张受到限制，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显著的技术和成本优势，对于国外市场来说，是压倒性的。

以电动汽车为例，比亚迪的王传福曾公开表示，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比欧洲领先三到五年。这听起来很大胆，但也是事实。

因此，欧洲对中国电动汽车的限制并不令人意外。否则，中国电动汽车将充斥其市场，重创其国内汽车产业。一些国家拥有自己想要保护的关键产业，因此实施限制措施也情有可原。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我认为中国需要采取更具合作精神的方式——与其只考虑出口产品，中国企业的最佳方案应该是投资海外市场，建立本地业务。更好的做法是，他们应该建立合资企业，以加速本地产业的发展——毕竟，这也是中国过去受益匪浅的方式。

为了发展汽车产业，中国奉行“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并取得了成功。如今，中国在技术和资本方面都占据了更有利的地位。在现阶段，给予国外市场一些喘息空间，以便我们能够和谐共赢，更有意义。

上汽集团在印度的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初，上汽集团希望独立运营，但遇到了很大挑战。在转向合资模式后，一切变得顺利得多，业务也表现良好。

我不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天生就有反华情绪。美国主要感到后悔——他们帮助了中国，但中国却没有变成他们那样，反而成了竞争对手，现在他们后悔了，所以才试图打压中国。

而欧洲还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欧洲的反应纯粹是恐惧——害怕中国的产业变得过于强大。所以，我相信仍有合作的空间，尤其是在欧洲。

如果中国企业以合资企业的方式进入市场，而不是排挤本土企业，那么合作是可能的。比如，如果你去欧洲把宝马挤出市场，那对德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中国企业的目标不应该是淘汰宝马，而应该与宝马合资，帮助其进行智能化转型。如果你这样做，他们会很高兴。这样他们就不会拒绝你。这必须是双赢的局面——你不能只赢别人，而输给别人。

DeepSeek 的迅速崛起引发了全球投资者和经济学家关于重新评估中国资产的讨论。中国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是否增强了？我们是否正在见证一种新的投资趋势的开始？又或者，这种日益增长的信心只是短期现象，而非长期转变？

目前看来，DeepSeek 对美国的影响甚至大于对中国的影响。今年 3 月，美国股市暴跌。这表明美国投资者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和“七侠荡寇志”股票被高估，并且存在泡沫，但在 DeepSeek 戳破泡沫之前，没有人能真正戳破它。因此，美国市场目前正在经历调整。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流入香港的资本有所增加，但这些资本主要来自周边的亚太国家。内地股市尚未出现大规模资金流入，因为投资者仍在观望。人们正在谈论重新评估中国资产，但重新评估与实际行动之间仍然存在差距。我们需要更多利好消息来推动真正的投资。

今年“两会”期间，政府推出了一些比往年更为激进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希望到年中（大约六七月），我们能够开始看到效果。如果真的如此，我预计会有更多资本流入内地。

中国低成本DeepSeek的到来是否意味着Nvidia芯片霸主地位的终结？

您之前曾说过，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将依赖于科技进步。您认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多大？它们的增长是否被高估了？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无疑将是高科技和创新。

我之前说过，中国不能再依赖大规模扩张生产来推动增长——世界已经无法承受了。如果中国继续增加生产，降低产品价格，世界其他国家将无法生存。因此，中国需要更加注重创新——生产更好的产品，创造新的需求。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仅靠创新就能维持5%的GDP增长率。人工智能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有人声称，中国经济已经由创新和高科技产业驱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的增加值已经超过房地产，所以我们已经成功转型。但我认为这只是玩弄数字。

房地产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拥有完整的上下游生态系统。但智能手机制造商、电脑制造商、5G设备制造商，它们各自拥有独立的产业链。如果将智能手机制造业与房地产进行比较，差距是巨大的。智能手机取代房地产成为经济驱动力是不可能的。

中国唯一可能取代房地产的行业是汽车行业，因为它也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如果汽车行业对GDP的增加值贡献达到8%，它就可以取代房地产。但仅靠高科技产业无法成为经济的支柱——没有哪个国家做到这一点，即使是美国也没有。

促进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然而，中国政府主导的创新投资和体制框架仍然面临瓶颈。中国应如何优化风险投资体系？

首先，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遥遥领先，差距很大。

目前，中国有五所大学跻身世界前50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中，只有马来西亚有一所大学跻身前100名。因此，就科研能力而言，中国已远远超出了其当前收入水平的预期。

中国在商业化方面还存在不足——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而目前中国风险投资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它几乎完全由政府资金主导。虽然政府可能不直接管理运营，但资金基本上来自公共资金，而公共资金天生就不适合风险投资，因为它们过于保守。首要任务是保本，因为如果投资失败，就会有问责，甚至官员可能丢掉职位。

这种结构从根本上限制了创新。早在2018年，中国的风险投资规模就已超过美国的90%。当时，民营风险投资公司拥有最多的资本，远远超过政府引导基金。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居全球第一。当时——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了——全世界都在谈论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而不是美国的“七姐妹”（科技巨头）。当时，BAT遥遥领先于美国同行，尤其是在互联网领域。但现在，BAT已经无人问津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2018年超越美国之后，如今却落后如此之多呢？一个主要因素是2018年出台的资管法规。这些政策有效地阻止了资本从银行系统流向风险投资行业，切断了私人风险投资公司的融资渠道。

这些监管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遏制金融市场混乱，这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尤其是在P2P借贷和影子银行问题猖獗的情况下。这个行业实在是太混乱了。

然而，我们却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以前，水龙头开得太多，资金四处涌动，难以控制。但现在，水龙头完全被关掉了，私人风险投资公司根本拿不到资金。

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创新的最大瓶颈，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这些规定出台已经七年了，是时候重新评估它们，重新开放银行和资产管理部门的资金流向风险投资公司。

未来5到1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经济挑战是什么？该如何应对？中国是否仍面临 “日本化”的风险？

当前最大的问题和当务之急是短期内扩大内需。

人们总是把“改革”说成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让我很沮丧。改革固然重要，但结构性改革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见效，而且经济现在需要的是刺激需求，而不是三五年后。长远的补救措施无法解决紧迫的问题。关键问题是：今年我们该如何刺激消费和投资？

政府有很多工具可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的政策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

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可能会看到大范围降息。以往的降息更具针对性，也更复杂，机制也各异，有时难以理解。但这一次，降息可能会是全面性的。这将产生真正的影响——抵押贷款成本将下降，投资成本也将降低。

[如果北京]认为现有措施不够……我们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看到新一轮的政策调整

日本化的风险取决于政府政策。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停滞，部分原因是政策失误——主要是反应迟缓。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如果政府不作为——任由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任由通货紧缩发生——最终将出现新的均衡，社会将自然而然地适应通货紧缩的环境。

然而，中国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风险。从今年的政策方向来看，中国政府已大力推进。展望未来，我预计，如果政府认为现有措施不足——比如在7月关键的年中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前——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在下半年看到新一轮的政策调整。

财政方面，中央政府已发行债务超过5万亿元，其中包括4.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主要用途有三方面：保基本服务——“三保”（保基本公共福利、保工资、保运转）、闲置住房和土地收购、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投资，各类别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配比例。

第一类“三保”政策，本质上是对地方政府的纾困。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严峻，虽然应该压缩不必要的开支，但也需要资金填补预算缺口，稳定财政。

这将对总体需求产生至关重要的提振作用。部分资金还将用于偿还地方政府拖欠的民营企业债务。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收到款项，它们将更有信心，并有能力进行再投资，从而显著提振需求。

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数据与疲软的消费者信心之间似乎存在矛盾。您如何看待这种脱节？鉴于您一直倡导直接向消费者发放现金，您如何看待政府的 以旧换新计划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该计划会提前加载未来需求，并最终降低销量。

消费者信心至关重要，而通货紧缩压力是问题的一部分。物价下跌，削弱了消费者信心。

我们看到的增长主要来自几个领域。去年出口激增，对GDP增长贡献显著。一些高科技行业也在快速扩张。但其他行业却举步维艰，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没有感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我觉得以旧换新政策不太有效。去年2000亿，今年3000亿，规模太小了。我怀疑去年的2000亿甚至都没用完。

有人声称每增加一元以旧换新补贴，就能带来8元（1.11美元）的消费，但我觉得这个数字很值得怀疑。

如果政府想要刺激消费，就应该专注于纯粹的需求驱动政策

以旧换新计划并非真正的消费刺激政策，而是旨在支持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补贴与购买特定产品挂钩，使其成为一种供给侧干预，而非纯粹的需求刺激。这与之前的电动汽车补贴类似——购车者获得了激励，但其真正的目标是支持整个行业。

政府如果要刺激消费，应该以纯需求驱动的政策为主，今年拨付的3000亿元以旧换新补贴资金应该有所侧重，一是补贴资金不能与具体产品挂钩，二是补贴资金不能强制以旧换新。

相反，政府应该通过微信、支付宝和央行数字货币应用程序上的数字钱包将资金直接分配给个人。

说实话，3000亿太少了，至少要拿出1.4万亿，人均1000元，或者至少7000亿，人均500元。

这些资金应该发挥数字消费券的作用，每笔消费的20%可以用这些券来支付。关键在于设定一个期限——比如六个月——如果用不完，就会作废。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渴望尽快花掉这些钱。

中国当前的经济放缓仅仅是一个阶段，还是意味着需要进行系统性变革？

这与经济体系本身关系不大。相反，这是经济周期的一个自然阶段，与政府的刻意政策调整有关。自2017年以来，北京一直在通过去杠杆、房地产行业重组、加强对平台经济的监管、金融业改革以及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等举措重塑经济。这些都是彻底的结构性调整。

很多人问我最近（与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2018年也举行过类似的座谈会，当时是出于危机管理的考虑，因为政策收紧才刚刚开始。那次会议向企业保证，监管收紧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针对私营部门的，领导层明确表示，民营企业家是“我们中的一员”。

这一次，传递的信息有所不同。马云等人物的回归，意味着结构性调整的时代基本结束，企业家可以自由发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预计会看到更多以利润为导向的执法受到遏制，并实施刺激措施。

我非常希望今年我们能够杜绝执法部门利益驱动的弊端

许多民营企业家表示，尽管政府的政策听起来前景光明，但他们在实际执行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造成这种脱节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改进政策执行？

这种脱节源于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原因是，迄今为止，政策刺激措施相对克制。尽管自9月以来政府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但规模适中。股市大幅反弹——短短几个月内上涨了近30%甚至超过30%——但最终，真正的经济复苏需要生产和需求，人们不能仅仅靠库存过活。

如果两会后财政刺激措施能够全面落实，地方政府能够收到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专项债券，拖欠民营企业的款项也能够清偿，那么企业景气度将会大幅提升。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以利益为导向的执法深深地扰乱了私营部门的秩序。习近平主席在最近的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指示有关部门偿还拖欠的民营企业债务，并遏制过度监管干预，这一点意义重大。

如果中央、地方官员、检察机关都行动起来，比如查处几起官员乱执法的案件，信心就会恢复，民营企业就会觉得有中央在背后支持。

我期望今年能够杜绝利执法不力的现象，这对于改善民营企业民心至关重要。

新的（私营部门）法律虽然做出了坚定的政治表态，但最终它只是一个推广框架。我们不应该对其实际成效抱有过高的期望。

贸易紧张局势加剧，IMF大幅下调中国、美国及世界GDP增长预期

今年中国能否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

从纸面上看，第一季度5.4% 的增长率令人印象深刻。

但表象之下，也隐藏着令人担忧的迹象——PPI持续处于负值区间，一季度CPI也为负值。当物价下跌，人们缺乏信心时，这预示着经济停滞。

这种增长仍然由投资驱动，这既带来了短期风险，也带来了长期的结构性担忧。短期内，消费尚未真正复苏，而大量的投资可能会加剧我们本已严重的产能过剩。在全球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我们生产这么多产品是为了谁？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是一个长期问题。

5%的增长目标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真正的问题是经济是否繁荣，而我们还没有看到显著的改善。

投资者关注的是街道是否拥挤，餐馆是否座无虚席，以及物价是否上涨。如果人们感受到经济活力，信心就会恢复，投资者也会恢复。

我们看到 劳动节假期期间的假期旅行和消费激增——您对这种与其他疲软数据明显脱节的情况有何看法？

我们不应该将假日消费视为更广泛、更长期趋势的反映。这些高峰往往是暂时的，并不代表消费者需求的真实状况。

以票房为例——春节期间，一部像《哪吒之魔童降世》这样的大片就带动票房飙升。但假期过后，市场又变得平静。这就是假期的替代效应：人们的消费集中在短时间内，这并不意味着整体消费正在改善。因此，将这些假期数据视为持续复苏的标志是错误的。

恐惧气氛扼杀创造力

有人认为，中国缺乏“0到1”的创业创新，中国之所以没有诞生像特斯拉、苹果这样的公司，是因为中国的环境根本不适合创业。您怎么看？

创业精神并非后天培养，而是与生俱来的。中国并不缺少创业者，缺少的是合适的环境。

如果人们长期处于压力之下——每周工作六天，每天早9点到晚9点，还要担心工作保障，尤其是在35岁之后——他们怎么可能敢于冒险和创新呢？恐惧的氛围会扼杀创造力。

我还担心地方政府会问：“为什么DeepSeek没有在我们城市实现？”这种想法会导致干预措施被误导，投资浪费。他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年轻人想搬到杭州？为什么一些充满活力的小公司，甚至从沿海地区迁往内陆城市成都？答案在于成都良好的营商环境。

我读到过一些文章，说初创企业选择成都，正是因为这里压力较小。当人们感到压力较小时，他们的创造力就会更强。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人，人力资本就是市场本身。

中国不缺资本，还有大把的资金等着被利用。关键在于把这些资源导向人才。当人们摆脱了生存的困境，拥有了经济保障，他们的潜力就会被释放，他们就能大胆思考，突破界限。正因如此，我强烈反对过大的工作压力。

35岁就业天花板和996工作文化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但该如何应对？新的增长机会又在哪里？

改变需要时间，但倡导至关重要。全球趋势清晰，中国必须紧跟步伐。更多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代表需要推动这些问题进入公众讨论。当领先企业迈出第一步时，改变终将到来。

虽然高科技行业很重要，但我们不应忽视更广泛的工业基础。从历史上看，对经济影响最大的行业往往是那些具有巨大规模效应的行业。

以汽车行业为例，它是一个复杂、综合的行业，驱动着多个供应链的增长。房地产尽管面临当前挑战，但仍是一个长期增长的行业。服装、食品和饮料等消费品行业永远是朝阳行业。

以米雪冰城最近的成功故事为例。他们销售价格实惠的冰淇淋和柠檬茶，却将一个简单的商业模式变成了千亿美元的产业，创造了数十亿元人民币的净利润。另一个出人意料的成功案例是Shein，它从传统服装行业脱颖而出，却颠覆了整个行业。

经济学家并不关注“突破性行业”。增长可能来自任何地方。真正的惊喜往往出现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