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ATALIA GDOVSKAIA VIA GETTY

最近一年，欧美国家的通胀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只有政客们还在把它当作一个选举议题来操弄。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对于选民以及国民经济来说至关重要的通胀调节工具来说，已经到了亟需改革的地步了。

在欧洲和美国，通胀和高生活成本一直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执政者一旦放任它们发生，就很有可能被选民选下去。所以不管多数国家的通胀率是否已经恢复正常了，也不管控制物价是不是央行的职责，对于需要直面选民不满情绪的政客来说，他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货币政策上，政府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权。反正物价只要出了问题，背锅的就是政府，那么政府为什么不主动争取在货币政策上的更大话语权呢？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竞选期间曾扬言要“炸掉”央行，当然，他真的当上总统以后并没有这么干。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也表示，他希望对利率的走向“至少有一定的话语权”，并表示他更懂怎样操纵利率。但是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它有可能会给投资者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即美联储会变得更加政治化，对通胀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宽松。这将导致的美国的债务风险进一步上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率可能会变得更高，而不是更低。

但是，特朗普今年夏天也曾向中《彭博商业周刊》表示，他有一个降低生活成本的计划。因为“如果你能降低成本，你就能降低利率。”在这一点上，他是有一定道理的。政府可以而且也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应对供给侧的价格冲击，因为在欧美国家，将来这种供给侧冲击可能还会经常发生，而欧美国家目前的应对方法远远不够理想。

目前，气候变化、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冲突愈演愈烈，未来的物价冲击也更有可能类似过去几年的情况，而不是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是单纯由需求过快上涨而引起的通胀。所以，如果单纯依靠利率工具来应对这种“冲击式通胀”，不仅在政治上有害，而且代价也是高昂的。这意味着一个市场冲击就会推高整个经济的物价。更有害的是，近期提交给欧洲议会的一份文件指出，如果长期保持高利率，这会提高长期投资成本，哪怕这些投资本来可以降低未来产生价格冲击的可能性（比如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

尽管紧缩货币政策从来都不受欢迎，但当通胀受到过度需求推动时，利率上涨至少会在一段时间的收入增长之后才出现。而相比之下，一国央行如果在供应侧冲击出现后立即加息——比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则无异于让老百姓感到雪上加霜。因为这时不光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了，连房贷也在上涨。这就是为什么2021年和2022年，各国央行都在加息这条路上行走得很缓慢。供给侧冲击还意味着货币和财政政策可能会朝着不同的方向拉扯。一方面是央行通过高利率拼命挤压家庭支出，另一方面，则是政府耗费巨资搞一些项目，以便缓冲生活成本过高带来的风险隐患。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的恶性通胀，有可能只是历史上的一次例外事件——毕竟我们还可以把锅扣到全球疫情和俄乌战争头上。不过随着气候变化愈演愈烈，加之全球都在搞能源转型，能源和食品恰恰有可能成为出问题的行业。另外，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分裂，也意味着供应链有可能出现更频繁、更不可预测的断供。而且近年来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央行不能将由此产生的通胀视为“暂时性”的。

对于每个政府来说，他们都应该考虑下一次出现这种问题时如何能做得更好。目前，我们手中的工具还不充分，各国的最佳政策选择也各有不同。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三条法则可供提早着手。

首先，要防止通胀冲击的蔓延，就意味政府要进行更多干预。这一点可能与我们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课上学到的有所冲突。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价格信号。比如2022年，面对欧洲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很多市场派政客认为应该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己去操控，然后再看看老百姓到底需要多少帮助。但是这种态度却导致了问题的恶化。从2021年初到2022年年中，欧元区的通胀上涨有一半以上是能源问题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它让一群未受影响的天然气生产商获得了暴利，放大了价格冲击，从而进一步升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法国等其他一些国家最终采用的另一种方法是，阻止能源公司将天然气批发价格的上涨转嫁给消费者。这既保护了普通老百姓，也限制了能源通胀向整体通胀的蔓延。但这种做法对缓解能源短缺本身没有任何作用，因为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动力去减少天然气的消费。它也不能避免能源生产商的暴利。虽然后来他们赚的一些差价被以暴利税的形式追回了。

德国则可能找到了一种更好的办法。德国在2022年底实施了“天然气价格刹车”机制。政府对普通家庭80%的天然气消费设置了远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帽。超过80%的部分则必须按市价支付，所以老百姓有动力去节约用气。这件事给我们的经验是，面对市场环境的重大变化，要限制冲击的规模，但要保持价格上涨的信号能力。

第二条规则是：政府必须预料到，有的企业会以价格冲击为借口提高利润，特别是在一个行业由少数企业主导的情况下。比如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2022年欧元区国家的物价上涨，有55%的国内因素是由于企业提高了利润所致。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显示，总体来看，在美国，企业趁机提高利润对通胀的影响不如欧洲那么大。但是从2020年年中到2022年年中，美国国内物价水平上涨约14%，企业因素也在其中占据了9个百分点。

作为民主党的喉舌，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曾誓言要禁止“哄抬物价”，但企业之所以能趁通胀之机抬高利润，归根结底是因为市场集中度的升高为这种做法创造了条件。所以说逆转市场集中度的升高，不仅能促进长期增长和生产率，还有利于降低下次供给侧冲击给老百姓生活造成的影响。

第三条法则：如果你想解决通胀问题，就要避免出台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政策。据《彭博经济学》估算，如果按照特朗普的计划对中国加征60%的关税，对其他国家加征20%的关税，那么这将使美国经济3年内缩水0.9%，并将物价抬高4.4%。那么到2025年，美联储又得为了将通胀目标降至3.7%而努力奋斗。而且如果相关国家对此做出反应，则造成的实际损害还要大得多。

特朗普还建议，这笔关税收入可以用来减轻老百姓在儿童保育等领域的负担。很难想象，美国政府如何能够一边多征收数万亿美元的关税，一边还能促进就业和国内竞争企业的收入。总之不管怎样，高关税都不可能降低生活成本。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曾建议降低住房成本，包括对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的购房补贴，这个计划也有可能掉入一个类似的陷阱。就该计划本身而言，它通过刺激需求，给租金和房价带来了上行压力。但是自2020年以来，美国通胀有三分之一的上行压力是租金和住房成本导致的。哈里斯还计划花费400亿美元用于直接激励，以增加房地产建设和新房供给。不过哈里斯的顾问最近明智地建议道，在为购房者提供额外帮助之前，必须先增加房屋建设。

总之，面临由疫情和战争等因素引发的通胀激增，各国央行反应得太晚了，使用的响应工具也不是最优的。选民们想要有人为此负责任，而政客们也忙着找人背锅。但作为政策制定者来说，我们应该寻找更明智的方法，从源头上解决这些冲击。（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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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朴成奎